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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组织工作（1921—1927）（11）
1925年春节时，全家又在韶山团聚了。开慧和两个小男孩都在场，泽民回家来了，也许还有泽建。家族和事业的结合，一定给了他们力量。
然而，在当时的情势中，如果他们感觉不到各种矛盾的拉扯，那他们真是超人了。在毛泽东的带领下，他们生活在矛盾之中。他们没有简单地蔑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之前的关系。他们似乎觉得，韶山是他们集合起来即将进行血与火的革命工作的地方。
有那么几周，毛泽东在四周闲逛，和邻居们聊聊天，在山谷里散散步，跟他的雇工们一起插插秧。
但是在2月，毛泽东行动起来。他离开韶山，往来于湘潭各地及该县以外的地方。他住在农民家里，从他遇到的每个人那里详尽地了解事实和观点。
他的笔记本都记满了。这是毛泽东十分喜爱的那种第一手调查工作。他在绿色山间行走，似乎化解了在上海遭受的种种挫折。
与他的孩童时代相比，他的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湖南的农民们已经受够了。他们行动起来。发牢骚已经变成了反叛。他们现在拒绝向地主交租。衣衫褴褛的穷苦农民擅自闯进宗祠大吃大喝。豪绅们开始在农会的意见面前让步。
毛泽东迅速从调查研究转到进行协调。他不是湖南农民组织的首创人，不是彭湃式的草根英雄。广东的妇女在彭湃面前高举起她们的孩子，以便让他们能记住，他们曾经见到过这位“农民运动之王”。［30］
但是，毛泽东在他的行程中，对农会——这对上海来说简直就是异端——甚至对党小组进行了确认。他在田间地头、草棚陋室谈论共产主义，在和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进行联系。到1926年底，很大程度上由于毛泽东的鼓动，湖南75个县中有一半有了农会，200万农民成为会员。
在湘潭县内，毛泽东成立了大约20所夜校。目的是进行普及教育（中国人称之为提高文化水平），并加进政治思想内容。他喜欢从“手”和“脚”开始讲中文课。大自然给了每个人同样数量的手和脚，一切财富都是手和脚创造的，然而，有钱人几乎不用手或脚，这有多么荒谬……
作为个人，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——从土地再回到土地。1910年，他作为一个造反者离开了韶山。那时对传统的反抗，只是出于一个孩子模糊的怀疑，觉得给他套上紧身衣束缚他的生命是不公正的。
1925年，毛泽东认为，造反不是一个受折磨的灵魂在拒绝服从，而是整个民族在寻求新的未来。他可以嘲笑自己以前对父亲的怀恨；真正的问题远不止这一点，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。这样看来，他的父亲与其说是个恶人，不如说是个旧中国的遗老。
毛泽东终于从他所受的教育中醒悟过来。回到韶山加速了他对10年城市课堂上所学东西的消化。他对“洋学堂”的新态度，概括了这种调整。
以前放假回家的时候，他曾经站出来为东山小学和第一师范学校这样的学校辩护，抗拒村民们的批评。但是到1925年，毛泽东已经转变了观点。“我认识到，我错了，农民对了。”［31］现在他喜欢旧式中国学校甚于洋学校，不再反对父亲，开始在更广大的背景下看待事物。他悄悄地转向了本地化。
1925年8月，在毛泽东父母卧室上面的顶楼里，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庄严成立了，第一批成员是32位农民。上海总部如何看待追求革命的这种方式，没有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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